居下者贵：“小地方”出“大思维”

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天性，小地方有小地方的禀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补偿机制作用下，小地方反而容易逼出大思维。
大家试想一下，东京的企业是在3000多万人口的背景下做起来的，纽约的企业是在1000多万人口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北京上海也各拥有1000多万人口，而我们呼和浩特总人口才100多万。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只有像鄂尔多斯广告语所说的那样——“温暖全世界”，才能成为国家品牌、世界品牌。如果鄂尔多斯的羊绒衫只是“温暖”呼和浩特，只是“温暖”内蒙古，能够成为国际品牌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只有具备全国视野乃至全球视野，只有把产品销到全国、全世界，才能做出国家级或世界级品牌。
历史和自然规律，也证明了这点。像可口可乐公司，地处美国的亚特兰大；像阿拉-福兹公司，地处丹麦的奥胡斯；像奔驰公司，地处德国的什么地方？是柏林吗？是法兰克福吗？不，是斯图加特。像利乐公司所处的是什么地方呢？——“聋得”（隆德）听不见！美国IT行业的中心，既不在纽约，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硅谷。所以，世界级的大公司，往往出在小地方。大家看看世界500强，算算规律。雷德蒙德，因为微软公司而闻名；斯图加特，因为奔驰公司而传名；举母，因为丰田公司而更名。三国时，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是当时的大城市吗？不是。因此，古人留下一句话：“宰相必取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
为什么小地方反而容易有这样的天赋？因为小地方想做大事的时候，思维上往往想的是全局！你想，东京的企业只要占领了东京，就可以是日本老大；北京的企业只要占领了北京，就可以是中国老大；而我们呼和浩特的企业，只有占领了全国市场，才可能排得上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没办法。
说到“物竞天择”，自然就说到了竞争。事实上，一个地区有两个竞争型企业，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奔驰与宝马，那是一种幸运；之所以可口可乐走出美国摆遍全世界，是因为百事可乐逼宫城下；之所以奔驰跑得快，是因为宝马撵得紧！


我是怎样找到生身父母的
小时候，四方邻居人多嘴杂，不少人说我是“抱的”。养父母为了消除我的疑虑，专门找来证人，说我不是抱养的。
究竟是不是抱养的，我实际上一直没去深究。我对抱养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没生没养，都待你这么好，那应该比生的养的还要亲。
养母去世后，说“抱养”这种话的人就更多了。后来，养父续弦；不久，又得了重病。这时候，托克托县生父母那边，二哥捎话，要我相认。三叔（养父的弟弟）看我可怜，希望我有个好的归宿，也向我道出实情——于是，“抱养问题”第一次得到了确证。但我想，养父还活着，我又不太听话，此时若与生身父母相认，会让养父误解、伤心。所以，就没认。
养父去世后，生父母那边又来人，要相认。这时我又犯起了另一个嘀咕：生父母那边两哥两姐都成家了，而我还没成家呢，每月只挣个二三十元，还得养活继母，入不敷出，如果这时候相认，到底是想让人家给我娶媳妇呢，还是想让人家给我帮事业呢？所以，又没认。
1986年，我在原企业当了车间主任，雇了一帮临时工在公司院里搞循环水。中午在职工食堂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听两个人相互攀谈：“你是哪儿的？”“托县的。”“托县啥地方的？”“什拉毫的。”……听到这话，我心里一动，因为三叔跟我说过，我的生父母就是“什拉毫村的”。
于是，我就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姓秦的人家。工头见我问得仔细，便说“这事问拐子，他刚从什拉毫过来”。于是，叫来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人。一问，他竟说“秦老大和我住隔壁”！“听说老太太不行了，刚和我家借过二斤米”；“一个小闺女曾考住学校，没钱念，上不起学”。
我马上跟这个人说：“老兄，能不能帮个忙，我想到什拉毫村儿去办点儿事儿，也到老秦家去看看，明天你给做个向导，带个道儿。我不亏待你，工钱我来补，路上的吃喝我也包下了，你看怎么样？”
“真的？你跟老秦家是亲戚？”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嗯”。
当晚回到家，和媳妇说了这事，她把家里积攒的八十来块钱全都拿了出来，我又让她从岳父母那儿借了点。第二天，我找了一辆客货两用车，买了一袋米，一袋面，还有粉条、肉，又找了个治病的大夫，然后，直奔什拉毫。
一路上，那个带路的人很好奇。他问：“你跟他们家啥亲戚？”我就说了实话。他听了特别高兴：“哦！老秦家卖过一个孩子，都管他叫‘老三’，那就是你了！”
到了生父母家门前，车子还没停稳，带路人头一个蹦下去了，边走

比——同比——显微比

如果要我在自己的词典里只留下一个字，我会留“比”字。
古今比，上下比，轻重比，大小比，雌雄比，善恶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事物的位置，因比而清晰；价值，因比而明了。如果没有“比”字，泥巴和钻石就没有什么软硬之别，狮子和羚羊就没有什么快慢之分，岳飞和秦桧就没有什么忠奸之辨。有了“比”字，孔子伟大了，珠峰绚丽了，喜鹊吉庆了，病菌可憎了。
在蒙牛企业文化中，有一部分是“自主创新”的，有一部分是“拿来主义”的。在拿来的方法上，蒙牛用的就是一个“比”字，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壮丽时空里往来穿梭，熟的、红的、亮的、甜的，我们把它摘下来，装进自己的“百宝箱”；生的、青的、暗的、苦的，我们把它捋到一边，筑起一道“防火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一种选择”的由来。“选择”首先是要“比”的，比的眼力决定选的水准，选的水准决定为的境界。
如果要我在自己的词典里只留下两个字，我会留“同比”。
一条河，大象说“很浅”，松鼠说“很深”，二者不是同比。因为选用的不是同一把“尺子”。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不知不觉就使起了两把“尺子”，一把尺子是用来量自己的，本来1.694米，他会报告说：“1.70米！”一把尺子是用来量别人的，本来1.696米，他会报告说：“1.69米”。就是这“四不舍六不入”的0.002米的微差，往往量出了一个人的“原始坐标”……原点不正，坐标上的任何一个点，还会是正的吗？
很多时候，违背同比原则会制造天大的荒唐：让兔子与老虎比吃肉！让蚂蚁与大象比拔树！让瞎子与射手比击靶！
如果要我在自己的词典里只留下三个字，我会留“显微比”。
严格地说，人和人的不同，物与物的差别，就在一个“微”上。同比可以比出轮廓，却比不出基因。海豚在水中，长着鳍，仿佛鱼类，但寻根究底，它竟与四条腿的狼、一双翅的蝙蝠同属哺乳动物。
普通人难以用肉眼预知天气，但气象学家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显微比”，可以准确地预报出风和日丽或狂风暴雨。
医生把脉，显微比。机枪瞄准，显微比。市场敏感，显微比。先知先觉，显微比。
这个世界凡是高端深奥的东西，没有一个不藏在深处、细处、隐秘处；所以，如果没有显微比的本领，也就等于没有开世界的钥匙。
一个人骨头的硬、软、疏松，微笑的甜、苦、狰狞，也得用显微镜去甄别。薛宝钗温文尔雅里所埋藏的冷酷，不进行条分缕


要想知道 打个颠倒

闯事业就像走迷宫，“自古成功在尝试”。这就要求我们学会“三换思维”：换位思考，换心思考，换向思考。
有个经典故事可谓妇孺皆知，但不少人还是免不了重蹈覆辙。一位青年画家请教大画家门采尔：“我作一幅画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够了，为什么卖掉它却要用上一年的时间？”门采尔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倒过来试试？”
曾国藩所率湘军与太平天国军作战，连吃败仗。幕僚草拟奏章，中有“屡战屡败”字样。曾国藩大为不悦，提笔改为“屡败屡战”。同样两词，顺序一换，战无不败的颓唐之师就变成了百折不挠的威武之师。
两个故事，一个道理：要想知道，打个颠倒。不管螺丝怎么设计，正向拧不开的时候，反向必定拧得开。山重水复，此路不通的时候，换换位，换换心，换换向，往往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邯钢的成功，来自成本倒推。
蒙牛的高速，来自目标倒推。
人的导向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原点导向式”——从现有资源出发，正向推演，步步为营，如同笑话《一个鸡蛋的家当》所言的那样：一蛋生一鸡，一鸡生多蛋，多蛋生多鸡，多鸡换一牛……另一种是“目标导向式”——从目标出发，反向推演，步步链接：倒推资源配置，倒推时间分配，链接战略战术，链接方法手段……不问我的一双手能干多少件事，惟问移泰山需要多少双手；不问我的一口锅能煮多少斤米，惟问劳千军需要多少口锅；不问我的一盏灯能照多少里路，惟问亮天下需要多少盏灯！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目标导向式，就是在原点与目标点之间架起最短的桥梁。臭皮匠与诸葛亮之间有什么区别？一提到箭，臭皮匠想到的是砌多少铺子，砍多少竹子，铸多少模子；诸葛亮想到的却是“草船借箭”。
市场竞争，资源互动，人无边界，财无边界，物无边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标的诞生，不仅是个抱负问题，也是个方法问题；目标的伺服，不仅是个机械过程，也是个能动过程。“原点导向式”，先点兵后打旗，捡到篮里才是菜，从有做有；“目标导向式”，先树旗后招兵，没到篮里也是菜，从无做有。有的人广阔天地无作为，有的人螺蛳壳里做道场，心大天也大，志阔地也阔。古人讲“善假于物”。只会用自身肢体作战的是低等动物，能够用十八般武器开战的才是高等动物。只会盯着脚尖就事论事属于一般智慧，能够运筹千里谋定而动才是高级智慧。

我为什么叫“牛根生”？

好多人对我的名字好奇：姓“牛”不说，还叫“牛根生”，难道天生就是一个做牛奶的？
今天不少网友也谈到了姓与业的巧合，网友“正名”还追问：“您原本本名就是牛根生还是做了与牛有关的事业而改名的呢？”
我来到世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变迁。
1958年，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父亲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父亲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元。
买我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从此，我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牛根生”这个名字是养父取的。由于养父养母自家未生孩子，期望通过抱养来栽根立后，所以给我取名“根生”。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阴差阳错，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警长；养母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在旧社会里就飞机上飞机下。这样两个特殊的人，处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官太太的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一部分直接送人，一部分作了寄存，东寄存一点，西寄存一点。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养母领着我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人家不仅不认，还把我们母子俩轰了出去。过去的朋友，最终都反目成仇。没钱反而不会有这么多的仇人。你的我的，有钱没钱，河东河西，人情冷暖，在幼年时便给了我太深的体验，这是“体而知之”，不是“学而知之”。
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并被责令扫马路。母亲病重，扫不了马路，就由我替她扫。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怕同学们看见后取笑，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替母亲扫大街。
即便这样，同学们还是知道了。我的噩梦随之来临。母亲挨批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搀着，接受一阵又一阵唾骂……到了班里，不管男生女生，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打我，有时甚至一群人围上来轮番打我，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蹲在墙角，抱紧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多年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还手呢？”我告诉他：不还手挨的打会少得多，一旦还手就可能没完没了地挨打！
我也不能总挨打呀。自己斗不过，就得想办法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