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力

       春节期间是商家促销打折的旺季。人们都有经验了，想买彩电、冰箱、电脑等大件商品，想安装宽带网的，都等着春节“搞活动”的时候再办，可以享受打折的优惠。在打折声一片的时候，唯独火车票要涨价，以此拉动，汽车客运也跟着理直气壮的涨起价来。很有点“反潮流”的精神，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势派。人们还不敢斥之为趁火打劫，不敢说无商不奸的话，因为春运期间铁路涨价是有政府背景的。

       春运涨价，铁道部有很多理由，比如说用价格杠杆分流，缓解压力；再比如说，铁路基础设施不改善，基本投入不到位，铁路不能发展，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广大旅客。等等。可是普通旅客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却觉得铁道部有些“大可不必”。旅客列车是提供服务者，旅客作为消费者，只要做到公平交易，只要服务水平和收费做到值价相符，双方就“银货两讫”，各走各的路，还罗索个什么？还要你来给消费者上什么课？用旅客的眼光看问题，明明定员118人的列车，春运期间装了两百多人还不止，而且服务缩水，严重时，旅客被迫享受“沙丁鱼”待遇。凡此种种，春运期间只应该降价而不能涨价。可是人家就是要涨价。这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百姓只好认了。他要涨他就涨好了，不必罗索。可是人家还要对你们进行“教育”，非要让尔等草民承认涨价有理，涨价有功，不接受涨价就是思想僵化，就是不顾大局。这就是典型的“权力经济”的特征。

      “权力经济”是我杜撰的词汇。它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唯长官意志马首是瞻的“权力经济”。凡是居于垄断地位的，被政府视为“嫡系”的、需要政府扶持并投入的行业，每当“投入不足”的时候，就马上想到了向群众收费。而且每次都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这已经形成“惯例”。铁路春运涨价算是一例，教育收费也算一例，还有电信的住宅电话初装费以及民航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等等，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权力经济”还比较霸气，想收费就收费，想提价就提价，不必有个什么“说法”，现在呢，还要走个“听证”的过场，还要在程序上做到合法化。这也算是“权力经济”的一点进步。但最后都能如愿以偿。不管是新增收费项目还是提高收费水平，也无论参加“听证”的与会者反对得如何激烈，目前还没有一次因没有通过“听证”而被取消的例子。

     “权力经济”是一个怪胎。说它是计划经济吧，也沾点边。计划经济的一平二调，命令开道，权力铺路，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但它又是讲究经济效益的，而且要赚钱，又与市场经济挂得上号。在权力的支持下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种计划经济不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又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的畸形的经济形态，我们只好勉强名以“权力经济”。

       国家要建设，各行各业要发展，资金又不足，这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就以电信为例吧。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居民私人要装住宅电话真是难上加难，收费高不说（初装费曾经高达5000元），还得托熟人、找关系，交了费拖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是常事。哪比得上现在，家庭住宅电话司空见惯，城镇住宅电话普及率达到80％、甚至90%。于是，有人就会说，如果当时没有收取电话初装费，群众渴望用上家庭电话的愿望哪会这么快就得到满足呢？这不是有力的证明了收取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吗？这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举措，一利国家、二利百姓、三利电信企业，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典型的“权力经济”论调。说明某些官员还没有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观念上的转换。

       国家建设需要资金，不应该直接向群众收取，更不能默许该行业巧立名目、自定规矩向百姓收取。铁路建设急需输血，通信建设资金不足，教育要发展，都需要财力支持，也应该得到支持。但财力的获得不应该是自行向百姓收取，而应该走规范的融资之路。所融之资不能随心所欲，想给本行业发奖金就发奖金，想给本行业加工资就加工资。所有融资都要受到有效监控。投资者不论投资额大小，均应视为股东，均应得到合理回报。而且要在自愿的前提之下实行。那种由政府做后盾、强行收取，决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作派。即使走了个“听证”的过场，也仍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百姓心头气不顺。如果说我们要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恐怕首先要从官员的观念转变做起。

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