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 耳 编辑：陈小飞
今天结束了第一周的课，晚上居然有三家请吃饭，官方的民间的都有。

　　的确，这几天教师的地位总是突然会“高耸如云”的。

　　据《新闻晨报》载：今年的教师节和中秋节恰好“碰头”，让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提早 “大作”，网上“晾晒”的礼品花样百出，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品清单中竟然出现了大把花钱的“日本游”！

　　于是，法律界人士想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要杀送礼之风。

　　平心而论，教师多半“起得比公鸡还早，睡得比‘小姐’还晚，干的比牲口还累，拿的比乞丐还少”——至今广东的代课教师的问题尚未解决(450元一个月，比不上市里的最低工资标准)，“血淋淋”的网上留言让汪洋书记骤然动容。与某些部门、某些公务人员相比，“受贿”九牛乃尚无一毛，基本上是个“伪问题”。
　　但是，有26年教龄的笔者并不想讨论是否接受日本游的问题。而是想用“主动语态”问一句：作为老师，我们能给学生做点什么？

　　如果以为九月十日是教师节，我们理当享用学生的孝敬，恐怕有点不靠谱——至少，对于目前的在校生我们不能这样想。如果是腰缠万贯的毕业生，或许还心安一点。

　　因为我不止一次说过，学生的学费是我们的工资与奖金，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因此在我们无限荣光的日子里，教师应该谢谢学生才对。

　　究竟师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状态，我想说说我的老师兼后来的“同事”王老师。
　　十年前的春节之际，为自己个人生活的事情，我觉得很难受，有点受伤——这在我并不多见：我是典型的“多血质”，对痛苦历来体验不深——不知道去找谁说话。稀里糊涂地踱步到了王老师的小院。
　　王老师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是容庚、商承柞的学生。先后在中山大学与河南大学执教。他的亲切与谦谨一直为我们所敬重。

　　我敲开了王老师的门，说没有别的事，只想听他说说话。

　　他丝毫不炫耀，平平静静地说着几十年前的事情：容先生、商先生、文字学、郭沫若、野外考古、器物、月薪381元（当时是天文数字）、粗茶淡饭、布鞋布衣……提及自己的老师，王先生仿佛在回忆一位亲人，在阐释一个典故，在临摹一幅肖像，在怀恋昔日的情人——他在述说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

　　最后，他说：“立民哪，学生喜欢听咱的课，不容易啊，教书匠没有比这件事再要紧的啦！教书是一辈子的营生。”

　　我慢慢地发觉我的所谓的苦痛比起他们的盖世学问与身世浮沉几乎等于零。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提及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师的名字。

　　出门的时候，我已经比较轻松，寒风也似乎暖和些了。

　　我知道，有那样的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

　　我知道，有学生这样记挂着自己，那老师是欣慰的——即便在九泉之下。

　　“师”应该为“生（学生）”而师，“生”也应该为师而“生（活着）”——“互为表里”。如彼，则“礼尚往来”便少了或没有了那些铜臭气。

　　因此，教师节，老师应该为学生做一点点事情——例如请学生吃顿便饭才对。
　　因为学生的“口碑”比金钱重要。

　　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老师如果都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是不会想到让学生辅助自己“日本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