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98%][tr][td][font=楷体_GB2312][size=+2]中国经济中两难问题分析（下）[/size][/font] [/td][/tr][tr][td][table][tr][td][/td][/tr][tr][td]
    上一期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五个两难问题。
　　第六个是，发挥比较优势积累外汇资产与人民币升值导致外汇资产贬值的两难。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便宜的时候大力发展制造业，出口创汇，这是合算的。我国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资产。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升值，外汇资产在贬值，如果不及时花掉，或者不形成投资而增值，出口越多，送出去的东西越多，我们货币升值和外汇贬值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还不如不出口。现在我们积累的外汇资产花不出去，因为技术人家不卖给我们，粮食我们又不要，制造业欧美的产品又很贵。最后只能是我们用一大堆东西换回来欧美一大堆的纸币。中国不仅是劳动力便宜，而且土地价格低，环境污染标准低。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环境、资源、便宜的劳动力去换取外汇。有的国家，到中国一个地方投资，种植一种可以转化提炼产生能源的植物，收购回去加工用于汽车用油。中国本来耕地就少，我们也比较缺少能源，他们还在我们的土地上使用化肥农药等，所以是极不合算的。因此，我觉得中国需要明白怎么去调整。比如说人民币汇价，国外说，人民币兑美元应当调整到4元人民币换1美元。如果这么调整，我们的外汇将会损失巨大。我估计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要调整到7以下。我们这么多外汇，有很大的贬值风险。当然不出口也不行，不出口劳动力闲置，就业上不去，产品出口还可以换一些美元，劳动力出来总比不出来好。但换回来的美元贬值也是一个烦心事。所以说这也是个两难。
　　许多欧美学者和官员总是说人民币应该马上升值。但事实上人民币马上升值，他们也受不了。当中国的商品普遍涨价20%，他们国家的通货膨胀马上就会上涨10%~15%，美国的消费品，60%~70%都是中国生产的，这些价格上升20%，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也受不了。对于石油消费大于生产的国家，石油涨价，会形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国商品涨价，到了他们那儿也是一种制造业消费品进口大于生产而引起的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第七个是，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节能减排降耗，需要提高资源税收和价格，包括提高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宏观方面又要控制和稳定价格总水平，这是经济发展方面统筹与经济运行方面调控之间的两难。2007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11月份已经到了6.9%，这是宏观经济面临的格局。但是从2007年整个经济发展节能减排降耗的形势，以及要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情况来看，我们存在着几大问题：
　　一个是资源税过低，国外石油资源税要占到产品销售额的30%~40%，我们现在资源税，比如新疆等地，一吨石油最多也只收取20多块钱资源税。很多资源没听说要收资源税。不开征资源税，公共利益最后都变成为采矿企业的利润了。
　　二是我们的排污成本非常低。经济学上讲怎么将污染控制住，其中措施之一就是提高排污的价格，最后企业觉得不合适，改用新的技术来减少这种排放。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明晰产权，政府核定某个企业的排放量权利，企业可以花钱购买这种权利。企业排污所影响的周围人群有权利界定企业同他们的边界。如有一水泥厂，其排放的粉尘损害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居民就可以将其起诉至法院，法院可以判定其向居民支付一定费用，使得居民愿意让渡这种权利。水泥厂可以获得排放的权利，但要向周围居民进行补偿。如果其觉得补偿不合算，可以上一套除尘脱硫的设备，这就将成本内部化了。如果内部化成本大于利润，那就会破产关门。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对付环境污染的企业的。关键是经济杠杆，提高排污的成本，我国对这种机制利用得很不够。有人可能说现在有排污罚款，殊不知罚款与提高排污费不一样。比如对于一个造纸厂，要上个装置的话，一年300万的运营成本，而环保局每年罚两次，一次罚50万，也就100万，合算多了。所以很多企业宁肯挨罚也不愿安装污水处理装置。或者上了装置也不运转。要避免这一问题，经济学上的机制就是一定要让排污费大于罚款，这样才能效遏制污染。
　　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资源的价格偏低。比如说电力、水、煤炭等，水价太低，油价也太低。2007年每一吨成品油价提高了500块钱，93号汽油5元多人民币一升。国外一升成品油价格在2个多美元，合16元的人民币左右。价格是调节需求的最好机制。所以油、电、水等资源的价格有待提高，资源税收要提高，排污的成本要提高。如果这些办法得不到实施，别的办法对于节能减排、建设节能型社会都是没用的。如果这些办法实施下去，有些学者说2008年可能有4%的物价上涨，我觉得控制在4%以内可能较难，除非你不搞节能减排。如果做这些事情，幅度较大，CPI可能还要再上升一到两个点。2008年，包括2009年，我们既要稳定物价，又有排污费用过低，资源税、资源价格过低等等问题需要解决。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发现新能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耗一部分涨价。但是难度还是非常大。
　　第八个是，缩小收入和发展差距以及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财政实力薄弱的两难。一方面我们要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水平及范围，另一方面我们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财政实力不强，没有财力大搞社会公平。去年我们花在农民身上4000多亿。按8亿农民来算，每个农民平均500块钱左右，这相当于他女儿一个月在城里打工所赚的钱。而且这4000多亿一部分还花在公路、水利等设施方面，不是全部给到农民手里，所以财政没有能力把转移支付的阳光普照到全体农民。但是中央加大支农力度是对的，比如说教育、卫生。财政行政花费太多就实属不应该了，应该把这方面的支出压缩一下，以支持科教文卫事业，支持农业，用于社保等。就是说政府少花一些，给老百姓多花一些，增加公共服务，像社会治安等。但是有些老百姓的很多花费也不可能全包。比如说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花费巨大的耐用消费品。如果给每个人一套廉租房是给不起的，从经济机制上讲，如果有一些特别大的城市，政府对所有的人都提供廉租房，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跑进这个大城市，实际上政府是负担不起的。房价实际上也是调节城市规模不过度膨胀的一个机制。城市人太多，那么房价、地价就会走高，使得进入的人群数量减少。
　　另外，住房困难户你怎么去甄别，也是一个问题，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很多政策失效。而且有些中西部的地区，他们连工资都发不下来，建廉租房是有困难的。所以缩小收入和发展差距以及扩大公共服务范围，老百姓对这个要求很强烈，另外一方面财力有限，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全部要求。
　　第九个是，中央宏观调控同地方发展冲动的两难。中央宏观调控就是调节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不能让物价恣意上涨，但是物价高不高，地方政府是无法控制的，因为我国的货币是流动的，某个地方价格低，另外一个地方价格高，则商人低买高卖就又把价格提上来了，宏观调控地方是无能为力的。
　　地方抓经济发展的力度很大。第一，GDP总量要上去，因为各地政府要排政绩。第二，财政要增长。财政收入怎么来呢？就是要上项目，特别是大项目，大工业企业。上规模的企业越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多。否则，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来，搞建设也没有钱。
　　现在地方有两种情况，或者说是三种情况：一种地方是大企业特别多，财政实力特别强，GDP总量特别大，但是老百姓很穷。比如说建一个水电站，水电站发出来的电就要计算到GDP中去，按人口一平均，可能达到2万多元的人均GDP，当地的财政也很富裕。但是，水电站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水不用老百姓的，发出来的电也不用当地老百姓运送和加工，当地老百姓也就沾不上水电站的光。而摊到农民头上的GDP就了不得了，好像早就进入小康社会了，其实当地百姓很穷。还有一种地方是人民富，财政不富。比如说广东德庆，每家都种柑橘，现在农民税收都免掉了。种柑橘只要不注册成个体户，就不用向工商局交各种税费，钱都在老百姓手里，政府拿不着。最后是老百姓富，政府相对穷一些。当然最好一种地区，老百姓富，政府也富。这种情况出现在既有大项目、又有很多的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的地方。地方上，作为一任书记、一任政府，首先关心的是财政收入，其次才是老百姓的收入，因为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不是老百姓直接选出来的，而机关的职员却要评价他。如果是老百姓直接投票投出来的，他得考虑失业率如何，人民收入如何，要不然他选不上。地方领导只要有财政收入，能把党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发出去，他就高枕无忧了。所以现有机制下，地方要发展，就是发展大项目，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一上项目就需要资金，投资率就会过大，投资增长就会过快。结果，物价水平不容乐观，投资消费的比率不合理，中央就会实施宏观调控。所以地方这种上大项目、投资冲动跟中央的宏观调控是个两难。而且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地方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资金不投了，项目也不上了，路也不修了，停了两年。结果邻县没和中央保持一致，偷偷摸摸地发展，过了两年，邻县的财政实力也比较强，人民生活也比较好。听话的反而可能失去了发展时机。
　　中央进行控制，问题的关键是要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认识上，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2007年的投资增长率过快，不控制不行了。但是控制要求落实到各地，各地你得控制上项目，或者是下项目。主要是下项目，很多地方肯定都舍不得，东部说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说我要中部崛起，西部说差距还很大，我们要西部大开发，迎头赶上。哪儿都不让。结果往往是听话的不如不听话的。所以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发展冲动是个很大的两难。
　　第十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鼓励创业和就业，节约执政成本，扩大公共服务，迫切需要政府改革，但是改革遇到政府部门利益的阻力很大，改革起来很难。迫切需要改革，改革起来很难，这也是个两难。就业关键来自于创业。过去我们关于就业的认识是模糊的，就业就是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政府买工作岗位。我觉得十七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了。创业增加企业，企业增加就业，这才是正道。但现在我们的创业遇到很多问题，政府的注册登记制度，办企业要有资金规模的限制，自己家里办公司也不让办。在国外有非登记企业，像英国、德国、三分之一是非登记企业。
　　还有就是收费，中国政府收入其实远远超过五万亿税收，可能有八九万亿。另外，政府行政部门收费没有进入预算。还有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没有进入预算。中国的财政是一个不明不白的财政。关键是这些收费把很多创业企业收垮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财政收支两条线改革，把一些政府部门变成了强盗》，中国工商时报全文登出。现在各级政府部门几乎没有不收费的。好多政府部门的设立不是建立在财政拨款的基础上，他们只能自己收钱。原来叫做自收自支，后来叫做收支两条线。最后财政给他一个潜规则，叫做超收奖励，罚款分成。这把所有的政府部门变成强盗了。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就业如此困难？就是办企业受政府收费罚款的阻力比较大。中国既收费又收税，确实是很糟糕。我想，一年改几个部门，就是用财政拨款，不用自收自支，5年就可以消化掉，这非常重要。创业和就业，需要企业，不需要收费罚款，但收费罚款又养了那么大一批人，这些人没有地方去。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提高人民收入、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内需，都不可能实现，甚至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未来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必须得正视这些两难，解决这些两难。这些都考验着我们的宏观调控、政府的决策以及改革的力度、决心，只有正视这些两难，中国的经济才能良性运行，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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